

1929年股市崩盘金配资炒股配资开户
1929年9月初,股市崩盘,但很快回升。事实上,9月19日,《纽约时报》统计的平均股价达到比9月3日更高的水平,此后股市再次下滑,而且下滑得更快更远,直到10月4日,许多股票的价格已跌至“骨折价”。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在几周前触及261.25美元后,最低跌至204美元;美国制罐公司的股价在10月4日收盘时比同年的最高价低了近20美元;通用电气公司的股价比最高价低了50多美元;无线电公司的股价从114.75美元跌至82.5美元。
1928年6月和12月以及1929年3月和5月都曾出现过股市下跌,投机者们吸取了教训:股价下跌就是买入的好时机。这一场巨大的崩盘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经纪人贷款在10月2日创下新高,达到68.04亿美元——这无疑表明保证金买家并没有离场,而是大量涌入市场,至少数量没有减少(贷款数字的增加可能部分是由于交易商手中未售出的证券堆积如山,因为投资信托的催生和各种商业机构新普通股的发行有增无减)。历史似乎即将重演,那些在109.75美元的价位,甚至在281美元价位买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的人将成为明智的投资者。果然,股价再次开始攀升。在10月初的那个星期天,当拉姆斯·麦克唐纳与赫伯特·胡佛坐在瑞皮丹营地的原木上,讨论限制海军规模与和平的前景时,股价就已经开始上扬了。
然而,事情有些不对劲,下滑再次开始。华尔街的智者们四处寻找原因,他们将目光锁定在英国哈特里金融集团的倒闭上(这导致许多外国投资者和投机者被迫抛售股票),以及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部门拒绝波士顿爱迪生公司拆分股票。他们还指出,钢铁行业无疑正在滑坡,“未消化”的证券正在积累。直到10月21日那一周,人们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此期间,舆论一致认为,9月份的秋季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市场正在重新调整到“更安全的技术位置”。
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回顾一下金融预言家们在这一时刻的看法是很有启发的。这些先生的名声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他们能够研究统计学家带来的一组组图表,并从曲线与曲线、指数与指数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事情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当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优秀的金融观点从来就不会一致。在研究这些观点和知名银行家的言论时,我们还必须承认,看涨的言论并不总能被照单全收,但很少有人喜欢做出可怕的预测、“传播恐慌”,手头有未售出证券的银行家也不可能说出任何会增加处理这些证券的难度的话,尽管他的内心可能并不平静。我们还必须承认,预言家充其量只是一种危险的职业。然而,1929年10月金融舆论的总体状况与1928年2月和3月的状况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对比。
当然,有些预测者不按常理出牌,建议谨慎行事。罗杰·巴布森是一位投资顾问,在华尔街内部圈子中的声望一直不高,他长期以来一直警告客户未来会有麻烦,并在9月初预测平均指数会下跌60点或80点。10月7日,标准统计公司的标准贸易和证券服务部建议其客户采取“极端保守的策略”,并大胆作出了如下预测:“我们仍然认为,在未来几个月里,普通股价格的趋势将是走低。”《商业与投资周报》就“巨大的普通股错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预测“股票将进一步清算”。在大银行家中,保罗·沃伯格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表明他意识到了形势的危险。这些评论家,以及《商业与金融纪事报》的编辑和《纽约时报》的金融编辑等人,似乎都应该获得1929年的“先见之明奖”。
但是,如果真的颁发了这样的奖章,那就必须同时分发大量的“得分最少奖”。哈佛经济学会不一定能获奖,尽管它在10月19日解释了商业“正面临另一个调整期”之后,预测“如果经济衰退威胁到商业的严重后果(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如此),毫无疑问,美联储将采取措施放松货币市场,从而遏制这一动向”。哈佛大学的预言家们证明了他们很容易犯错:早在10月26日,在股市出现第一次大跳水之后,他们就做出了令人高兴的判断:“尽管情况严重,但我们相信,股票价格的暴跌将被证明是一种暂时的调整,而不是商业萧条的前兆。”这一判断被证明是可笑的错误,但哈佛经济学会并没有把话说绝。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的伦纳德·P.艾尔斯上校也与这个奖章失之交臂。他在10月15日做出“目前似乎还没有太多真正的证据表明股票价格的下跌可能预示着商业的普遍严重衰退”的判断,还算情有可原。尽管钢铁生产、汽车产量和建筑业都在放缓,但导致严重商业衰退的条件并不存在。但在艾尔斯上校看来,天空至少有一部分是阴云密布的。他说:“看来,股票不是从强者手中流向弱者,而是从聪明者手中流向愚者。”
不过,欧文·费舍尔教授更为乐观。据10月17日的报纸报道,他告诉采购代理协会,股票价格“将永久处于高位”。他预计,在几个月内,股价将“比现在高出一大截”。就在10月24日的恐慌前夕,他又说预期价格会回升。在恐慌发生的前两天,《波士顿新闻局》援引麦克尼尔金融服务公司主管R.W.麦克尼尔的话说,“真正聪明的人现在都在购买股票”。麦克尼尔先生说:“除非出现恐慌——没有人会相信——否则股票已经触底。”至于伟大的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查尔斯·E.米切尔,则一直热情洋溢、自信满满。10月初,米切尔先生肯定地说,尽管股市出现了休整,但“美国的工业形势绝对稳健,我们的信贷状况也绝不危急……公众对经纪人贷款的兴趣总是被夸大”,他还补充说,“人们对它的关注太多了”。几天后,米切尔先生再次发言:“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的投机行为太过分了,但现在市场总体上处于健康状态。过去六周的价格下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国的总体繁荣为股票市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月22日,也就是恐慌发生的前两天,他结束了在欧洲的短暂旅行,带着这些令人宽慰的话抵达了美国:“据我所知,股票市场或基本的商业和信贷结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公众患的是‘经纪人贷款炎’。”
米切尔先生的观点也绝非孤例。说实话,他与金融界其他人士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发出的声音更大。1929年初秋,美国一位最杰出的银行家在结束一笔交易时私下说,他在天空中看不到一丝乌云。当然,像传奇交易员阿瑟·卡特滕这样的惯性看涨者“仍然坚持看涨”。一般的交易员大概都赞同《波士顿新闻局》“布罗德街闲话”专栏在10月中旬引述的“股市大户”的观点,即“最近的修整为这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大牛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许多投机者认为仲夏时的价格过高,现在他们认为降价后最适合买进。10月16日“布罗德街闲话”专栏中的另一种说法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即“现在的商业规模太大、太多样化,国家太富裕,不会受到股市波动的影响”。同样,《波士顿新闻局》10月19日的社论观点也广受欢迎,即“无论说什么(商业)衰退,都是杞人忧天……总体状况令人满意,基本面良好”。
即将到来的灾难注定会让富豪、权贵和惯常的睿智者困惑和恐惧,也会让愚蠢和不谨慎的散户困惑和恐惧。
预期中的股市复苏并未到来。10月22日星期二,股市似乎开始回升,但在最后一小时,白天取得的涨幅基本丧失殆尽。23日周三,出现了完美的“瀑布式”清算,交易量超过了600万股,当3点钟的锣声结束当天的交易时,股票价格收报机已经晚了104分钟,《纽约时报》上五十种主要铁路和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18.24点——这一跌幅使之前最突然的下跌都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都意识到,一定有数量空前的追加保证金通知正向缺乏保证金保障的交易商发出,情况终于变得严重起来。但也许明天就会出现转机。与过去两年的破位相比,这次破位已经使价格下跌了很多。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持续太久。
转过天来,是10月24日星期四。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股票开盘价格还算稳定,但成交量巨大。20000股肯尼科特公司的股票出现在显示屏上,同样数量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也出现在显示屏上。刚开盘,股价收报机就开始落后于场内交易。卖单压力之大令人不安。价格开始下跌……且下跌的速度相当快……在第一个小时的交易结束之前,价格显然在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下跌。在美国各地的证券公司分公司里,看盘的人都面面相觑,惊诧不已,百思不得其解。这股卖单洪流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可能永远不会揭晓。但是,在10月24日的第一个小时里,价格出现破位的主要原因似乎很可能不是恐惧,也不是卖空,而是被迫抛售,是利润已经耗尽或即将耗尽的悲惨交易商向市场抛售了数十万股股票。高耸的股价大厦被投机信贷填满,现在正不堪重负而轰然崩塌。
然而,恐惧并不会推迟崩盘的到来。随着股价的崩溃,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股割肉潮流。到11点钟,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交易员们疯狂地争相随行就市。在滞后的股价收报机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人们就通过电话和电报得知股市跌穿了。晚一秒交易,主要龙头股就能下跌两个、三个甚至五个点。下跌、下跌、下跌……本该在这种时候出手相救的投机商去哪儿了?投资信托基金在哪里,它们本应通过低价购入新产品来为市场提供缓冲?那些宣称仍然看涨的操盘手去哪儿了?本应随时能够支撑价格的强大银行家们去哪儿了?似乎没有任何支撑。下跌,下跌,下跌……交易所大厅里响起的怒吼声变成了恐慌的咆哮。
美国钢铁公司开盘价为205.5美元,先是跌穿了200美元,又降到193.5美元。通用电气公司几周前的股价还在400美元以上,当天上午的开盘价为315美元,很快就跌至283美元。无线电公司的情况更糟:开盘价为68.75美元,突破60.5美元关口,跌到了44.5美元的惨淡价位。至于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成千上万的人把这家连锁店视为新经济时代的先驱、希望的载体——从83美元跌到50美元。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数十只股票失去了在牛市中数月才获得的涨幅。
如果人们能够准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是这种突然下降也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恐慌。未知才是真正的恐慌。
假设一个人在10月24日12点到1点走进一家证券公司的分公司,想了解一下情况。他首先瞥了一眼房间一面墙上的大黑板,上面记录着当天主要股票的价格。上面写着的最低价和最新价让他大跌眼镜,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些数字并不可靠:那些把记录最新价格的卡片贴到股价收报机上的小伙子也无法跟上价格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也太快了。他转向闪闪发光的屏幕,屏幕上不间断地显示着报价单上的数字。通常情况下,熟练的交易者只要看一眼屏幕,就能知道情况如何,尽管交易所只公布每个报价的最后一位数字,其他数字都省略了。他只要看一眼黑板,就能知道缺失的数字是多少。但今天,当他看到一连串的符号和数字,如“无线电公司6.5/5.4”“西屋电气9.8/8.75/7”时,他不知道“6.5”前面的数字是几,是66、56还是46;也不知道西屋电气是从189.8降到187,还是从179.8降到177。后来,他又听说股价收报机晚了一个半小时;下午1点钟的时候,它显示的还是上午11点半的价格!他看到的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每隔十分钟,角落里的股价收报机就会直接敲出一份精选股票的价格表,然后经纪人会抓起那张卷好的纸,用一把剪刀剪开,面无表情地用喃喃自语的单调语调向场内每个座位上和挤在房间后面的男人们朗读这些数字。他念出的价格比股价收报机上记录的价格低十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点。那份精选名单上没有的股票呢?他们无从得知。电话被打爆了,因为来自美国各地的询问和订单都汇集到了证券交易所。偶尔会有一个声音从经纪人的后方办公室里传出来,一个疯狂的职员正在那里拼命地接通电话:“钢铁公司96!”然而,知道钢铁公司的价格并不能让人欣慰,因为有很多人买的不是这只股票,他们几乎完全被蒙在鼓里,他们的想象力可以自由发挥。即使他们下单买进或卖出,也不可能知道结果如何。交易所记录当前价格和传达订单的整个系统根本无法应对这一紧急情况,随之而来的是恐慌的蔓延。
人们在经纪人的办公室里看到的都是沮丧的面孔。其中一个人缓慢地走动着,机械地把一张纸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一个人咧着嘴羞愧地笑着,就像一个小男孩在葬礼上傻笑一样。一个人卑躬屈膝地向书记员打听电力公司的最新价格。还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被吓呆了,双眼无神地盯着屏幕上移动的数字。那些看起来天真无邪的数字,此时意味着多年的希望破灭了……
中午刚过几分钟,证券交易所外的街道上聚集了一群人,其中一些比较警觉的人认出了曾经的牛市吹鼓手查尔斯·米切尔,他悄悄地溜进了对面街角摩根公司的办公室。此时距摩根大厦被华尔街爆炸的弹片击中已有九年多的时间,现在,摩根大厦的住户们面临着另一种同样近在咫尺的灾难。紧随米切尔先生之后的是大通国民银行行长阿尔伯特·H.威金、担保信托公司总裁威廉·波特和银行家信托公司总裁苏厄德·普罗瑟。他们是来与摩根公司的托马斯·W.拉蒙特商谈的。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这五个人与第一国民银行的小乔治·F.贝克一起,代表各自的机构同意各拿出4000万美元来支撑股市。拉蒙特先生后来解释说,这样组成的2.4亿美元资金池的目的并不是把价格维持在某个特定的水平上,而只是实行必要的购买,以保证交易的有序进行。他们决定,他们的第一项行动是努力稳定龙头股的价格。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因为随着歇斯底里情绪的蔓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骚乱即将发生。但此时此刻,只能采取最大胆的行动。
银行家的会议结束后,拉蒙特先生在摩根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他面容严肃,但言辞舒缓。他的第一句话是有史以来最低调的声明之一。他说:“证券交易所出现了一些抛售窘境,我们召集了几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情况。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公司陷入困境,经纪人的报告表明,保证金的维持情况令人满意。”他接着解释说,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的技术调整”,没有任何深层原因。
随着银行家们开会的消息在交易所传开,价格开始稳定下来。很快,价格开始迅速反弹。美国钢铁公司的价格一跃回到当天早上开盘时的水平。但是,只靠银行家们的吹风,无法拯救奄奄一息的牛市。
下午一点半左右,交易所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他通常担任摩根利益集团的场内经纪人)走进交易所,以205美元的价格竞购10000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这是最新的交易价格。他亲手买了200股,其余的订单留给交易员继续买入。随后,惠特尼先生又来到场内其他各点,以最新的成交价买入其他十几种龙头股股票,每种10000股,除了即时成交的股票,他仍将剩余的订单留给专业交易员继续操作。简而言之,惠特尼先生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提出购买价值两三千万美元的股票。这种规模的购买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完成的,很明显,惠特尼先生代表的是银行家。
救命稻草奏效了,信心似乎又回来了。价格暂时保持稳定,虽然许多股票在最后一小时再次滑落,但总算避免了更糟的结果。实际上,钢铁公司的收盘价比周三还高出2美元,在全天交易中,大多数其他主要证券的净跌幅都不到10美元。

尽管如此,这一天还是过得惊心动魄。当晚7点,上千家经纪公司办公室里的股价收报机仍在喋喋不休;直到7点零8分之后,它们才最终记录下3点钟在大厅里的最后一笔交易。交易量创下了新纪录——12894650股(20个月前,金融街的智者们就曾说过:“我们可能会看到日成交500万股的交易日!”)。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在午后疯狂传播——十一名投机者自杀,水牛城和芝加哥交易所关闭,军队守卫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以防愤怒的暴徒搞破坏。整个国家都尝到了恐慌的苦果。尽管银行家们的联合行动暂时阻止了经济的瞬间崩溃,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周五和周六的情况有所好转。交易规模仍然很大,但价格大多保持不变。就在银行家们谨慎地处理周四积累的存货,从而为将来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的时候,那些在高位抛售的交易商又重新回到市场上购买股票,祈祷股价已经触底(就像那句老话说的,“最黑暗的时刻就是买入的时机”)。报纸上刊登了商界领袖令人欣慰的一连串声明;赫伯特·胡佛也在白宫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国家的商业基本盘,即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正处于稳健和繁荣的基础上”。但在周六收盘时,价格又开始下滑。到了周一,崩盘再次发生。
星期一,美国钢铁公司下降了17.5美元,通用电气公司下跌了47.5美元,联合化学公司损失了36美元,西屋公司跌去了34.5美元。整个周六下午、周六晚上和周日,经纪人们都在拼命交付保证金,查看他们客户的账户,并催促进一步追加保证金,结果又是一场被迫抛售的雪崩。惠特尼先生在周四买入的龙头股的价格被轻易突破,庄家们立刻明白,银行家已经做出了战略性撤退。事实上,该资金池的经纪人正忙于堵住名单上的“空洞”,换句话说,就是卖出那些根本没有人购买的股票。即使是六家大银行也很难阻止整个美国的崩溃,它们只能暂时遏制一下。
股票行情再次大幅下跌,经纪人办公室和银行的灯一直亮到黎明,电报公司发出了成千上万份追加保证金的通知,要求银行提供更多的抵押品。银行家、经纪人、办事员、信差几乎已是山穷水尽,几天几夜以来,他们都在拼命工作,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巨大业务量。他们似乎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但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第二天,也就是10月29日星期二,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周二上午10点,交易所大厅里的大锣还没敲响,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量的股票被抛向市场,5000股、10000股的股票以令人恐惧的下跌幅度出现在劳累的股价收报机上。不仅是无数的散户在抛售,大户也在抛售,他们是新经济时代的主角,几周前还认为自己是百万富翁。做市商发现自己被争相抛售的经纪人包围,而根本没有人想买进。仅举一例:在牛市期间,怀特缝纫机公司的普通股最高曾涨到48美元;10月28日星期一,它的收盘价是11.125美元。在那个黑色的星期二,有人——据说是交易所的一个机灵的信差——灵机一动,下单以1美元的价格买进,由于没有其他出价,他居然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到了股票!交易所里一片混乱。尽管通讯系统受到干扰,但买入和卖出的指令——主要是卖出指令——还是以超出人类处理速度的频率出现;就在那一天,一位精疲力竭的经纪人在收盘时发现了一个大垃圾箱,里面塞满了要执行的指令。开盘不到半小时,成交量就超过了300万股,12点时超过了800万股,下午1点半时超过了1220万股,当收盘锣声敲响时,1641万股的空前纪录诞生了。临近收盘时,股价有所回升,但此时《纽约时报》统计的五十只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已下跌了近40点。与此同时,其他市场——外国证券交易所、美国较小的证券交易所、粮食市场——几近恐慌。
股票市场的士气如此低落,经纪人和证券交易所的雇员如此疲惫不堪,以至于当天中午,在恐慌最严重的时候,管理委员会悄悄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需要关闭交易所。理查德·惠特尼几个月后发表讲话说:“为了不引起令人震惊的谣言,这次会议没有在管理委员会会议室举行,而是在证券交易所大厅正下方的证券清算公司总裁办公室举行……四十位理事三三两两地进入办公室,尽可能不引人注意。这间总裁办公室本来就不是为这种大型会议设计的,于是大多数行长不得不站着,或者坐在桌子上。会议进行期间,楼上的交易大厅正在承受恐慌……与会者不断点烟、吸一两口、熄灭、再点新烟的动作暴露了他们的心情——狭窄的房间很快被烟雾熏成了蓝色……”摩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他们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大楼,以免引起新的谣言,但被一名警卫拒绝,不得不留在外面,直到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路过,他们才得以解救。经过一番商议,理事们最终决定不关闭交易所。
10月29日星期二对银行来说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公司为了获得8%或9%的利息,曾通过银行乐此不疲地向经纪人提供贷款,而现在这些公司却吵着要收回贷款——银行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自己接手贷款,要么冒着进一步破产的风险。要承担价值数以千万计的贷款,而这些贷款的抵押品到最后可能一文不值,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当天的经纪人短期贷款利率略低于6%,股票恐慌没有加剧货币恐慌,华尔街的几家机构也没有立即破产,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几位银行家挺身而出的勇气。有一个故事说:一位银行家面无表情地继续批准接手一笔又一笔贷款,直到他的一位下属脸色煞白地跑来告诉他,银行已经资不抵债了。银行家说:“我知道。”然后他继续面无表情地批准。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做,将有不止一家企业面临破产。
又过了一天——10月30日星期三——前景突然变得光明起来。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们宣布了额外的股息;美国制罐公司的董事们不仅宣布了额外的股息,还提高了定期股息。又有一大批令人欣慰的声明涌现出来——尽管此时金融家的振奋人心的声明已经变得可疑。胡佛先生的商务部助理部长朱利叶斯·克莱因继续为繁荣唱赞歌。约翰·J.拉斯科布宣称股票价格低廉,他和他的朋友们正在买进。约翰·D.洛克菲勒将标准石油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我和我的儿子相信,国家的基本状况是良好的,商业形势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过去一周交易所发生的价值破坏是合理的,几天来,我和我的儿子一直在购买状况良好的普通股。”更妙的是,这天的股票价格稳中有升。现在,终于可以缓解交易所的压力了。下午1点40分,副总统惠特尼在讲台上宣布,交易所要到第二天中午才开市,周五和周六全天休市。
在周四半天的短暂交易中,复苏仍在继续。股票价格剧烈波动——既然所有既定的价值标准都被打破了,谁又能合理地判断某只股票的价值呢?金融界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现在,他们有时间理理头绪了。
诚然,最严重的恐慌已经过去,但最糟糕的价格尚未到来。随着经纪人的账目逐渐理顺,银行要求更多的抵押品,于是恐慌再次出现,太多的强制清算还在继续。第二周,在一系列短暂的交易中,价格再次回落,直到11月13日,终于达到了1929年的最低点。与9月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挂出的数字相比,这些数字显示出了悲剧性:
公司名称
1929年9月3日
最高价(美元)
1929年11月13日
最低价(美元)
美国制罐公司
86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04
亚钠康达铜业
70
电气债券与股份公司
通用电气
通用汽车
36
蒙哥马利·沃德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160
无线电公司
101
28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
59
美国钢铁公司
150
西屋电气和机械公司
伍尔沃斯百货公司
《纽约时报》五十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降了一半,从9月份最高的311.90点跌至11月13日最低的164.43点;《泰晤士报》二十五种主要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表现更差,从469.49点跌至220.95点。
大牛市已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纸面利润——消失了。杂货店老板、擦玻璃工和裁缝都失去了本金。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家庭从暴发户突然跌入债务泥潭。那些梦想着退休后靠自己的财富生活的投资者,现在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起点。报纸上日复一日地刊登着自杀的噩耗。
柯立芝—胡佛的繁荣尚未消亡,但已奄奄一息。在恐慌冲击的影响下,一直被忽视或被股市乐观情绪所抵消的诸多弊病开始困扰经济机体,就像重要器官停止正常功能后毒药渗入人体系统一样。虽然清算了近30亿美元的经纪人贷款,收缩了信贷,储备银行降低了再贴现率,而且国内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在紧急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倒闭,这些都给人们带来了真正的鼓舞,但毒药并未清除:资本生产过剩;企业扩张过度;在分期付款购买和股票市场获利购买的刺激下,商品生产也过剩;许多商品的价格被人为地维持在高位;欧洲贸易状况低迷。无论多少高级金融预言家宣称一切顺利,无论总统多么诚恳地安慰公众、通过白宫会议来弥补损失,一场大萧条不可避免地正在发生。
这也不是全部。繁荣不仅是一种经济状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大牛市不仅是商业周期的高潮,也是美国大众思想和大众情感周期的高潮。美国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态度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大牛市的影响,现在也同样受到突然而残酷的希望破灭的影响。随着大牛市的消失和繁荣的消逝,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需要新的调整、新的观念、新的思维习惯和新的价值秩序。心理氛围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生活中不断变化的浪潮正在奔向新的大江大河。
战后十年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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